酒肉穿肠过，

      痛风腿上留。

       ——题记

   写下这个题目时，我的脸莫名其妙地红了一下。就象每次饭局坐定，当某个糙老爷们（比如我的偶像柳伊）满脸淫荡地举筷相邀：“吃鸡吧！”旁边小妹妹俏脸上飞起的一抹红晕。通常情况下，此时会有一阵浪笑随之而起。但我一般不笑。我比较关注身边妹妹那一低头的温柔。不过有时，我对这种貌似娇羞的温柔也产生怀疑。我想，在夜幕降临时分，当春情萌动之际，你和你的哥哥纠缠于这个故事的同时，你是否还会有如此的温柔？

   好了，言归正题。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，当我们快乐吃鸡的同时，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鸡确实是我们生活中身兼“食色”两种功能的美味。

   关于鸡如何和“色”联系到一起，我在这里并不准备作过多的阐释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当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，当我们的餐桌案头已经飞禽走兽无所不包的时候，鸡仍然是我们最为常见的肉食以及食物的生产者。清代最伟大的美食家袁枚同志就曾说过，“鸡功臣最，诸菜赖之。”没有鸡的日子，不仅男人最难将息，我想女人也不会甘休。

   我对鸡的好感始于中学时代。母亲为了对我鼓励，决定在某个暑假赏我一只鸡吃。那只光荣的童子鸡被一瓶热辣辣的黄酒搞得浑身燥热——只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，为什么非要童子鸡吃？我倒觉得那只二斤来重的母鸡吃起来也许更有风情。不过，这只童子鸡确实奠定了我终身不渝的革命鸡情。那天，我带着醉意享用完这个不谙人事的童子，晃着满脸的酡红，一定是分外妩媚。

   从那以后，无论是孤独无朋还是家国万里，无论是在遥远的边城，还是繁华的都市，每到口水吞咽相思无计，我都会无限深情地呼唤一声，“请叫一个鸡来！”

   在我印象中，上海人最爱吃鸡。80年代末期，我正处于发育阶段。每次途经上海，我吃饭的地方一定是在水产学院的学生餐厅。一位远房亲戚在这里掌厨，当听说小弟我有特殊嗜好，便成全我纵情于鸡。那段时间，上海流行电烤鸡。每次上来，我总要迫不及待地为鸡宽衣解带——就吃一只烤鸡而言，最美的感受全在这一脱之间；就一只烤鸡的味道而言，再肥硕的鸡腿也抵不过那一张薄薄脆脆的外皮。

   等我发育完全（我之所以发育如此完美，我完全怀疑跟那些上海鸡有关），再到上海，已经出现了八宝鸡——其实就是在电烤鸡内加上许多填料。这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创意，但在我眼里已由昔日的貂禅变成了肥肥的玉环，老实说，很不符合我的口味。再到后来，这里成了三黄鸡和“小绍兴”的天下—— “白斩鸡” 带着旧时代的记忆重新回到了上海人的餐桌。

   白斩鸡是绍兴名菜，不知怎的会在上海扬名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吓了一跳，“为什么里面还没烧熟？”在白斩鸡的骨头边上咬下去， 肉里会有一点点的血丝渗出。 也许江南人喜欢的就是这种半生不熟的新鲜味道。淡雅，朴素，白净，乍一看毫无装饰，仔细一闻香气销魂。做鸡做出暗香来的，也就数这一道了。

   上海人虽然算得最爱吃鸡，但未必最懂吃鸡。广东名菜里也有一道“白切鸡”。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风格、意趣却迥然有异。首先白切鸡选材要求很高。选地域，选放养方式，选鸡龄，务求精益求精，绝不肯马虎。另外煮鸡要求慢火煮浸，熟至八九成即可。拿筷子扎一下鸡背，没血水浸出就可装碟（这一点倒和上海相似），待摊凉了便能斩件。广东的白切鸡皮脆肉滑、骨香味鲜、可口不腻。你不得不承认，在吃鸡方面，粤人总是走在前沿。

   东北人是个基本不讲饮食的群体。除了杀猪菜，便是大拉皮。唯一可以拿来一说的便是小鸡蘑菇。我在大连生活过10年。在我一生最美好的青葱岁月里，食鸡可称无算。我知道，很多外地人都尝试做过“小鸡蘑菇”，但往往不得其味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这绝对不是学艺不精，而是你选材不当。就像感情不和的一对伴侣，你很难说谁是谁非，怪只怪八字没有算好。

   “小鸡蘑菇”里的小鸡必须是正本清源的东北小土鸡，也叫东北土小鸡。和小鸡联姻的蘑菇，不是香菇，而是榛蘑。长长的柄，小小的帽，象江南女子撑在肩头卖弄风情的纸伞。这一北一南，阴阳和谐，才能生产出正宗的东北味。必须提醒的是，这种榛蘑也非本地常见的针菇，虽然读音相近，外表相似，实则南辕北辙，殊途万里。

   我离开东北一晃已快10年。我对东北有着超乎寻常的好感，有时甚至一听东北口音便要发情。在我此生，最大的快乐之一：在零下20度的寒夜，邀三五好友，盘腿上炕，一盘小鸡蘑菇，两三根带刺的黄瓜，一把青蒜，两个饼子（苞米面的）。

   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。

    8月27日 午后